“1965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工作。”谈起自己和南洋研究所的结缘，李国梁教授面带微笑，语气中流露出追忆往昔的无限感慨。

一、初入“南洋”，结缘鹭岛

1960年，李国梁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五年中勤奋攻读，作为学习委员，学习成绩始终优异突出。谈及当年分配工作时“拆信封”的一刻，他坦言：看到通知单上写着的厦门大学，“心里还是有点说不清楚的感觉。”这种复杂情绪，既包含未能留在母校任教的遗憾，也夹杂着对厦大陌生与未知。谈及刚到厦大时的感觉，他回忆说，作为海防前线城市，当年的厦门城市建设落后于内陆的大武汉，厦大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也让他的的落差感油然而生，一度感到不太适应，“我们单身教工三个人一间房，屋内有三张床，电线吊着的一个电灯泡，也没有桌椅，条件确实比较差。”然而，当他前往南洋研究所报到时，原有的落差感很快被另一种强烈的印象所取代。彼时研究所的独栋大楼庄重气派，室内整洁明亮，陈设考究有序，显得“洋气”，站在研究所四楼阳台眺望大海，更是令人心旷神怡，巨大的反差令他感到十分诧异。更为吃惊的是“我一看资料室，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笑着说。资料室馆藏大量有关东南亚的图书资料，除了中文图书资料，相当部分都是外文文献，英文图书最多，还有日语、法语、荷兰语和马来语、泰语、缅语等多语种资料。南洋研究所有这样丰富、专业的资料馆藏，在当时国内高校与涉外研究机构中并不多见，而这也与南洋研究所的创办背景密切相关。早在1956年，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与厦门大学共同创办南洋研究所，为国家侨务和外事工作服务。在中侨委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得以持续获取大量外文资料，160多种外报外刊以及大量外文书籍通过特批的海关信箱入境，及时到达南洋研究所，这在当时中国被封闭的国际环境中尤为难得。“著名华侨研究专家王赓武教授在参观南洋研究所时也发出感叹，他说想不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大量摧毁华人报纸的情况下，南洋研究所居然还有这么完整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报纸。”李国梁教授回忆道。

但在惊讶与兴奋之余，青年时期的李国梁也迅速意识到自身面临的挑战——尽管他曾系统学习过六年俄语，但由于当时苏联在东南亚的影响有限，相关俄文资料十分匮乏，难以支撑研究工作的展开。“如何利用研究所里的资料做研究”，成为了这位年轻人在工作中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带着压力和干劲，他在资料室中看到不少鲜有人问津的日文图书、刊物等资料，而他在大学时期修读的第二外语恰好是日语，这让他看到了新的可能。

二、风雨守望，在场见证

然而，正当这位年轻人准备在学术道路上展翅高飞时，时代已然发生了剧烈变化。

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南洋研究所的工作被迫中止。至1969年，研究所被宣布解散，绝大部分研究人员被下放至省内农村地区，只有十余位人员留在学校，李国梁教授是其中之一。他被留任于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尽管当时的工作与心意的学术研究方向相去甚远，但他仍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履行职责。

1972年，一次偶然的兄弟研究所的学术考察为南洋研究所的恢复研究带来了转机。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为搜集相关资料，派遣了一批研究人员到南洋研究所进行调研，但却意外发现研究所已停办，人员四散。他们向厦大领导反映情况，希望在当前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刻能让南洋研究所发挥作用。时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于英川等校领导高度重视，经深入调查，发现南洋研究所的解散并无正式文件依据，在其积极推动下，厦门大学决定复办南洋研究所。获悉这一决定后，留守在厦大的12位南洋研究所原工作人员倍感振奋，对研究所的未来重新燃起希望，李国梁教授也如愿重新回到南洋研究所。

据李教授回忆，南洋研究所是唯一的在文革期间能恢复研究工作的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复办初期困难重重，条件极为艰苦。多方奔走调回研究人员，埋头清点图书资料，积极争取恢复原办公空间，甚至搬来桌椅板凳等办公设备，从一个房间开始，一点一点地重建研究所。幸运的是，尽管历经动荡，资料室仍得以完好保存。谈及这段经历，李国梁教授还讲起了一段颇具戏剧性的往事。一次陪同外宾参观资料室时，他竟在书中发现一枚子弹头。子弹穿透铁皮封死的窗户，嵌入书页之中，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动荡岁月的艰辛与不易。

至1974年，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恢复，研究所首先复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并创刊《南洋问题研究》学术杂志，不仅为南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为有关机构提供宝贵的信息资料，也填补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东南亚研究的空白，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参与，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学术交流，增强了南洋研究所的学术影响力。

三、语言突围，以学开路

改革开放后，南洋研究所的海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不少研究人员开始走出国门，李国梁教授也不例外。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李国梁教授说。虽然刚进入南洋研究所不久便遭遇时代变故，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停止学习。文革期间，他重新拾起日语，一边开展日常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日语。起初是跟着广播课程自学，后来又到厦门大学外文系的日语培训班进修，语言能力逐步提升。

转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学术交流的机会逐渐增多。1980年，他凭借之前的日语基础，进入大连外国语学院出国留学生预备部日语专业，接受为期一年的专业学习。这一经历为他之后多次前往日本访学、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李国梁教授回忆，他前后多次赴日客座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其中以客座研究员身份先后在长崎大学经济学部、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与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教育部应日本学术振兴会之邀，选派36名学者赴日客座研究，他是唯一的一位文科学者，这一经历令他印象深刻。

在多次赴日研究过程中，有感国内研究资料的不足，他不仅自掏腰包购买大量外文书和港台版研究著作籍赠予南洋研究所，还翻译、引介了一批日本学界关于南洋华侨华人研究的成果，拓宽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此同时，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发展，南洋研究所接待的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日本。“可以说，我在其中起到了一个开路先锋的作用。”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平实，却难掩其在南洋研究院对外学术交流中的重要贡献。

回首往昔，李教授感慨道：“我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放弃外语。”正是年少时一个看似偶然却颇具前瞻性的决定，悄然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也为他走进更广阔的学术世界奠定了基础。

四、守住阵地，传承薪火

自1956年南洋研究所创办至今，李国梁教授已与研究所同行六十余年。从“南洋研究所”到“南洋研究院”，变换的是名称，不变的是治学态度。

谈及未来发展，李教授强调：“一个研究所要办好，必须守住自己的阵地，传承好自身的学术遗产”。在他看来，南洋研究院在华人华侨及东南亚研究领域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独特的学术资产，这是不可丢弃的“看家本领”。他主张，未来的华侨研究应继续立足地缘优势，因时因地制宜，重点聚焦福建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深厚的华侨渊源，在创新中坚守学科特色与核心领域。

他以自身经历坦言，在学术研究中，涉猎越广未必越好。人的精力终究有限，唯有将一点做深做透，才能避免研究失真和流于表面。他极力倡导“小题大做”的治学理念。在他看来，世界史与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真正专家，应当做到“国别通”，研究要精进就必然始于对具体国家的深耕；若无法做到“国别通”，至少应当做到“专题通”。

对于有志于投身区域国别研究的年轻人，他特别强调，外语能力是守住研究阵地的关键工具。虽然现在有翻译设备辅助，但那终究是身外之物，无法替代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积累。要做好研究，刻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青年学子必须提高对自身的要求，切勿随波逐流。

回顾过去的人生，李教授坦诚地说，“人生是一场长跑而非短跑，一定要做好充分的人生准备。国家与世界发展迅速，科技日新月异，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结语

八十四载人生路，一甲子南洋情。李国梁教授个人的学术生涯与南洋研究院的发展史紧密交织，构成了一部生动的微观院史。

从1965年满怀憧憬、初入鹭岛的青年学人，到2008年交还办公室钥匙“裸退”的资深教授。站在2026年回望，李国梁教授所经历的，不仅是个人学术道路的起伏与坚守，更是南洋研究院在时代风雨中重建、发展与开放的历史缩影。

动荡年代中的坚守，改革开放后的突围，数十年如一日的深耕，都共同构成了他与南洋研究院之间深厚而绵长的情感联结。

这“一甲子南洋情”，并不只是时间的长度，更是一代学人对知识传统的传承，以及对学院未来的深情守望。

它提醒着后辈学人，唯有坚守学术阵地，保持刻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充分的人生准备，方能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让南洋研究院的薪火在新的时代里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人物名片

李国梁，笔名郭梁，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副所长、《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长期从事华侨华人史、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史、华侨华人学概论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享受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在境内外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代表作有《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追寻华人移民足迹：历史与经济》、《东南亚华侨通史》、《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等，有120余篇论文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务院侨办课题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等多类奖项。

图/孔思文

文/韦汉婷 孔思文 郭蓓蓓 何雨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