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风的日子

何涵 2025届本科毕业生

七月的厦门，凤凰花开得不管不顾，满树红彤彤的花簇几乎要把建南楼群的飞檐点燃。暑气从芙蓉湖畔的石板缝里蒸腾出来，混着白城涌来的海风，湿漉漉、黏糊糊地糊在皮肤上，那是我记忆里最熟悉的、属于盛夏的触感。此刻我坐在千里之外某座城市的窗前，一阵干燥的风扯着我的衣服往后走，没有一丝海水的咸湿。可偏偏就是这阵风，让我猛地想起厦门的风，从海上来，穿过棕榈叶的叶隙，把南安楼的窗户吹得哐当作响。我们背着书包从底下跑过去，衣摆翻飞，像一群逆风赶路的帆船。风还在吹，隔着一千多公里的距离，穿过屏幕、穿过光阴，一下子把我拽回了南洋院的走廊里。

大二那年的秋天，专业课的难度像潮水一样突然涨了上来。课程表上排满了《国际政治理论》《近代外交史》，每一门课的参考书目都长得“令人窒息”，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基欧汉的《霸权之后》、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等等。班里有同学自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们来到了伦敦政经或康奈尔的课堂。”我第一次翻开温特那本书时，密密麻麻的术语像一堵墙立在面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次好像真的完蛋了。”但事情并没有朝我想象的方向滑落。

课本上经常在讲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的故事，说无声的坚持能穿透生活中重重的障碍。可真正把那些晦涩的文本啃下来，把难熬的专业课程坚持下来，是靠着老师们的引导，以及同学们相互加油打气，一个字一个字地“硬读”。每周的阅读任务动辄上百页，英文原著里的长句像盘根错节的藤蔓，得拆开、理顺、再拼回去。从理解“无政府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到逐段研读温特关于“身份与利益”的建构主义论证；从梳理近代外交史上的条约体系，到追踪东南亚区域研究中的华人移民脉络。那些夜晚，南安楼的自习室总有一盏灯亮到很晚，老师在课堂上抛出一个问题，底下沉默半晌，然后有人试探着开口，接着是争论、补充。那样的时刻，你会觉得那些文字不再是纸上的符号，而是一扇扇被推开的窗，窗外是此前从未见过的世界。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椰壳碗外的人生》。书里有一句话，印尼语叫“lagi tjaji angin”，意思是“我在等风”。读起来像一艘帆船，在东南亚的季风里收着帆，等着那股能把自己推向远方的气流。安德森写自己的学术漂泊，写跨越边界的困惑与兴奋，写那些不安分的、不肯待在碗底的好奇心。我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后来它成了我的座右铭。椰壳碗外的人生固然可能动荡、漂泊甚至支离破碎，但至少——通过用力地省察、与世界建立深度的联结，总能免于空虚无妄，换得一捧充盈饱满的生命力。

就像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变得勇敢。2021年的冬天，学长拉着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筹建了国关南洋学社。我们办读书会，从战后美国外交史到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比较，一本一本地读；我们办学术沙龙，请老师来分享治学经历；我们还带着学社的同学走出去，去参加模拟外交大赛。每一次活动从策划到执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海报怎么做、嘉宾怎么请、流程怎么排、现场怎么控……这些全是边做边学。但每当看着台下的同学认真分享、提问、争论，你会觉得那些熬夜改策划书的日子都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