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与国关相伴的求学往事

杜永佳 2016届本科毕业生

2026年，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迎来七十华诞。七秩薪火赓续，弦歌不辍，一代代国关南洋学子在这里深耕学识、淬炼初心、逐光成长。回望我的青春岁月，从懵懂新生到笃定前行，我所有的成长与蜕变，都始于厦大、成于国关。恰逢学院七周年盛典，我愿以笔墨为笺，细数与学院相伴的温暖时光，铭记师友教诲。

十五年前，我怀揣憧憬踏入厦门大学，最初就读于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电子信息科学专业。但入学以后，我逐渐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国际事务领域。顺应本心、追随热爱，后来，我毅然选择转专业，奔赴心心念念的国际关系专业，正式成为国关学院的一员，在这片人文沃土上，开启了全新的求学征程。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那是2011年秋天的一个普通下午，我坐在演武场的台阶上，和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姐聊社团活动。她看着刚刚入学的我，感慨道：“你们现在还年轻，可以在校园里享受青春。”当时听完这句话，我心里非常高兴，也觉得未来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尝试，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充满期待。那时候，我觉得四年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多年以后，我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坐过的那个台阶，只是转眼之间，那次谈话已经过去了一个又一个四年，如今再回想起来，竟然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时间会让很多记忆逐渐淡去，所以借着学院70周年院庆的机会，我想记录一些曾经的经历，否则再回头时，可能连自己都已经忘记。

我热爱国际事务研究，但如果没有老师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在这个领域走这么久。转专业以后，我对学院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老师们的办公室门总是敞开的。刚进入国际关系专业时，我仍处于从理工科向社会科学转型的阶段，经常会问一些很初级的问题，赵海立老师给予了我非常耐心的指导，帮助我逐渐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大门。当时学院还有“师生共读一本书”等课外活动，让我提前接触到了许多更深层次的理论知识。在黄飞老师的办公室里，我的很多“创意性想法”得到了倾听；在衣远老师那里，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在林达丰老师的课程和交流中，我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虽然无法一一列举，但每一位老师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我始终心怀感激。

后来，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赴台湾大学政治系交换学习一年的机会。2015年秋天回到厦大以后，我开始准备毕业论文。王望波老师担任我的论文导师，从开题、研究框架，到格式修改、文字细节，他都给予了非常认真负责的指导。我记得有很多次，晚上八点多，他仍然在办公室里帮我修改文章。最终，在师长们的悉心指导下，我的论文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大学期间同学们给予我的支持，我也一直记在心里。毕业论文致谢部分，我是这么写的：“感谢王文静、王芃、王丽佳三位同学。在论文格式调整阶段，她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技术支持，她们的帮助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愿我们的友谊长存。”毕业以后，同学们各奔东西，但我很幸运，在不同城市与很多同学重新相聚。在今天这个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的社会里，能够和大学同学坐下来聊聊天，已经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

从电子信息专业转到国际关系，以前就不被很多人理解，时至今日也如此。有人认为理工科更容易就业，工资待遇也更高，特别是我原本就读的专业，现在更是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关键领域。在国际关系专业学习期间，很多疑问不绝于耳：国际关系到底是在研究什么？这个专业有什么现实价值？回看当时的时代背景，这种疑问其实并不奇怪。2010年代初，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商业、互联网、金融和创业领域，国际政治竞争距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似乎还很遥远。

但本科毕业以后，世界的发展出现了明显变化。2017年，我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AIS学院攻读研究生，第一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学习，第二年在美国华盛顿完成学业。2018年春季学期，我选修了一门名为“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课程，研究科技发展如何影响国际关系，以及国际竞争如何反过来塑造科技领域。就在上课期间，一个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国对中兴公司实施芯片出口限制。今天，“芯片卡脖子”已经成为很多人熟悉的概念，但在2018年以前，这还是一个被认为过于悲观的判断。

我对原专业的一堂专业课记忆犹新：2013年的某一天快下课的时候，电子信息专业的系主任教授随口说到：虽然国内芯片产业看起来已经非常先进，但是大量基础元件依赖美国进口，一旦遭遇外部断供，下游产业都会受到影响。然而，老师当时就是那么一说，同学们也就那么一听。毕竟那几年中美经贸合作紧密、依存度极高，大众普遍认为商业利益至上的西方国家，绝不会舍弃庞大的中国市场，地缘政治冲突、科技封锁都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假设。

老师的这一番话也许并未引过多的关注，却长久留存于我的记忆之中。格局博弈和科技制衡真的会让位于单纯的商业利益吗？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来看，无论是侧重国家实力分析的现实主义、以市场互通与制度合作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抑或是各类批判理论流派，均难以支撑 “商业利益能够消解战略竞争” 这一论断。

2018年芯片禁运事件突发，印证了我多年前的预判。那些曾经的疑惑、课堂上的论断、深耕国关理论习得的思辨逻辑，最终都与时代发展方向一致。那一刻，我发现国际关系学科的价值，不在于一时的热门与否，而在于立足全局、洞察趋势、预判未来的长远格局。

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认真地用国关理论分析问题了，并以半导体产业为主题写了一篇课程论文，最终收获了还不错的成绩。这门课程的学习、这场时代变局的印证，让我成长了很多。我经常以此勉励自己：学习没有无用之功，热爱没有高低之分；不必因外界的质疑否定自我，不必因世俗的偏见放弃理想；笃定的深耕、勇敢的坚持，终会在时代浪潮中绽放价值。

在研究生期间我还接触到了许多其他的议题，例如无人机技术带来的战争伦理变化、经济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影响等等。这些议题在当时看来都有点杞人忧天，但几年之后，它们逐渐成为各个行业关注的焦点。毕业以后，我先后在跨国咨询公司，以及美中贸易委员会、欧盟商会等行业组织工作，也亲眼见证了许多过去被认为“边缘”的议题，比如数据保护和个人信息安全，如何一步步影响通信、金融、生物医药，甚至食品和服装等跨国商事领域。

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我从国际关系专业中学到的是一种观察世界变化的视角，一种理性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

如今，站在学院70周年的节点回望过去，我依然感谢当年那个坐在演武场台阶上的自己——那个对未来充满期待、又不断寻找方向的年轻学生。时间改变了很多事情，但老师给予的教诲、同学之间的情谊，以及在这里留下的青春记忆，都不会随着岁月消失。衷心祝愿学院七秩华诞喜乐，弦歌永续，桃李芬芳，再启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