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立学 “至善”立人——我与南洋研究院二十年的学术记忆

肖斌 2009届博士毕业生

1956年，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与厦门大学联合创办南洋研究所，1996年升格为南洋研究院。近七十年来，研究院始终深耕东南亚和华侨华人研究，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我有幸于2006年9月进入南洋研究院攻读博士，师从庄国土先生。二十年过去，再回看那段日子，越发觉得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不是挂在墙上的八个字，而是真正渗进南洋学人骨子里的精神。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刚进院时，我对这句话其实没多少体会。后来在学习、研究和工作中，才慢慢明白“自强”与“至善”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自强”是那股求知若渴、精益求精的劲头，是不断超越自己的内在动力，而“至善”则既是学术上要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也是待人真诚、以德立身的为人境界。这两种品格，在南洋人的日常里相互滋养，融为一体。

学术中体悟“自强”与“至善”

南洋研究院的学术风格很鲜明。它传承了岑仲勉、韩振华等老一辈中外关系史学者“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学术风格，形成了既有中国立场又有国际视野的传统。学院一直坚持开放办院，经常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和政要来开讲座。

我读博期间就听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王灵智、国立新加坡大学徐本钦、新加坡的卓南生和蔡史君夫妇、荷兰莱顿大学包乐史、时任马来西亚对华特使黄家定等人的课和讲座。这些思想碰撞，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

华人华侨研究是南洋研究院最具代表性的课程，有多位资深教授从事这方面教学。教授们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对华人华侨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例如，庄国土先生向我们详细解释了“南洋”这一极具中国本土地理文化特征的词源背景，以及它与西方语境中“东南亚”的不同——这是带有中国中心视角的传统称呼，常用于航海、贸易、海防和移民语境。近代后，该词在华侨圈中广泛使用，至20世纪中后期逐渐被“东南亚”取代，但在文化、历史语境中仍很常见。

李国梁老师特别重视“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建设，每次上课都认真打印讲义发给我们。他强调要立足祖籍国立场，结合历史与现实，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这在当时就很有前瞻性。

聂德宁老师长期钻研东南亚历史档案和中外海上交往史，他对明清海寇商人、早期华人社会信仰、华侨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等研究，让我对华人“下南洋”的历程有了更立体的认识，也学会了怎么去挖档案做研究。

还有廖大珂老师讲华人社会组织，廖少廉教授讲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沈红芳教授讲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关系及中小华商企业，林梅和赵海立教授讲东南亚政治经济与华人政治认同……这些课程让我真切感受到，区域国别研究必须是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当时数据显示，21世纪初全球华人华侨已达数千万人，华商网络也成为支持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回想这些课程，我至今仍觉得受益匪浅。在这样的环境中，我逐渐明白扎实做学问是“自强”的起点，而胸怀国家、服务社会才是“至善”的落脚点。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南洋研究院的学术底色。

田野实践中深化“自强”与“至善”

课堂打下理论基础，第一次走出国门做调研，则让我在实践中进一步领会这两个词的分量。

在庄国土先生的鼓励和资助下，我与庞卫东、邱普艳两位同学三人前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搜集资料。抵达新加坡时正值F1赛事，酒店异常紧张，我们先住进芽笼一家酒店，第二天又花了几乎一整天找到合适的三人间，靠近东南亚研究所图书馆。在那里我们抓紧时间拍摄了数百张文献照片，还拜访了相关学者。

随后转到吉隆坡，同级马来西亚留学生廖文辉热情接待，带我们走访茨厂街、华人社团、博物馆和华人新村。在马六甲，我们坐船浏览历史上重要的贸易航道，看到河床上横卧的巨蜥时深受震撼；站在圣保罗堂俯瞰海峡，课堂知识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

课堂给我们认识世界的框架，田野则让我们感受到世界的温度。它让我明白，真正的学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训练，更需要走进现场、克服困难，坚持搜集第一手资料，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深化认识。

这段经历也深刻影响了我后来的研究道路。这些年我去新疆、云南、广西做口岸和互联互通调研，也赴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远东地区围绕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市绿色转型开展田野调查。这些经历让我更加意识到，科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书斋，而要在真实世界中发现问题、理解变化。

日常交往中涵养“自强”与“至善”

如果说课堂让我学会如何做研究，那么南洋研究院的日常交往，则让我懂得如何做人。这里浓厚的人情味，让“自强”与“至善”在师生相处、同窗交往和日常点滴中化为一种可以感知、可以传承的精神品格。种种经历不胜枚举，我只举几个小例子。

2009年春节留校过年，杨晓燕等老师主动协调免费代餐券，那份温暖至今难忘。南洋研究院老师们邀请我训练他们打排球——参加全校教职工比赛，最终研究院获得全校亚军。

嘉庚楼主楼的中秋博饼、厦门植物园散步、顶澳仔路吃大排档、大学路喝茶……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拉近了师生距离，也让学术讨论在轻松氛围里延续。

通过各种活动，我认识了办公室的姚晓静、洪小荣、吴文智、图书馆的张大勇、张长虹等老师。此外，在南洋院还认识了许多留学生同学。我和来自澳大利亚的陈永萌、马来西亚的廖文辉保持联系至今。2025年12月19日，陈永萌专程带着大女儿来到北京。尽管当天正值寒潮来袭，北京气温降至入冬以来较低水平，他们仍坚持前往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并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和长城。这份跨越二十年的情谊，也让我更加珍惜在南洋研究院结下的缘分。

正是这些点点滴滴，让我懂得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既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也要有彼此的关怀。老一辈老师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们，做人和做学问从来不是两回事。对学术精益求精是“自强”，而把这种追求最终落实到服务国家、关心他人、贡献社会，才真正走向“至善”。

离开南洋院这些年，我常常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学习时光。从课堂上的求知问学，到田野中的躬身实践，再到师生之间的朝夕相处，南洋研究院不仅让我学会认识世界、理解中国，学会做学问，也学会了做人。直到今天，“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依然是我始终珍视并努力践行的人生信条。

七十年，对于一所学院而言，是一段薪火相传的学术历程；对于一名校友而言，则是一生难忘的精神印记。今天的南洋研究院承载的不仅是一代代学人的学术积累，更是一种面向世界、服务国家、追求真理的精神传统。愿每一位南洋人，都能在“自强不息”的道路上不断求索，在“止于至善”的追求中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