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亲西方派与全球南方派的对话及博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助理教授 隋雪濛

5月的雅加达，热浪与政治交锋同样炽烈。在印尼大学访学的一个月里，我与几位学者、官员面对面交谈，亲历了一场围绕印尼外交走向的深层博弈。交锋间少见剑拔弩张的公开对抗，却四处涌动着以“万隆精神”为共同话语的立场的政治精英们在同一个历史符号下，注入了截然不同的当代诉求。

印尼日惹等地的高校关注亚非团结与南南合作，而雅加达的学术圈子更倾向于研究传统安全和军事议题，例如，马六甲和南海问题长期是其研究焦点。金砖国家在印尼学者眼中同样蕴含安全色彩。印尼国内关于是否应加入金砖国家的讨论也因此呈现针锋相对的态势。这种分裂折射出印尼外交政策中亲西方派与全球南方派之间的深刻角力。

无论立场如何，几乎所有与谈者都高度肯定1955年万隆会议，视之为印尼国家外交的奠基石。在他们看来，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团结、友谊、合作”精神完美契合印尼“自由且积极”的外交政策原则：“自由”的核心在于战略自主，拒绝成为大国的卫星国；“积极”则意味着主动参与塑造世界秩序。这一历史遗产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但共识的表象之下，是深刻的分歧。同一个“万隆精神”的瓶子里，装的是截然不同的内容。全球南方派学者关注其反殖民主义与战略自主的内核，将之视为印尼在中美博弈困境中寻求生存的可行路径。他们积极推动印尼加入金砖国家组织，认为南方国家间的团结能够为印尼提供更多外交选择，以对冲特朗普重返白宫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

亲西方派的学者与官员则不以为然。他们在讨论万隆精神时，选择跳出亚洲，延伸至全球。一位政府官员在演讲中“意外地”阐述了万隆会议对欧洲和美国的冲击：在欧洲，殖民地民众的集体行动冲击着前殖民者们，万隆会议后的新地缘现实成为挑战，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在美国，它推动了美国国内的平权运动，非裔美国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著作《彩色窗帘：万隆会议报告》(The Color Curtain:A Report on the BandungConference)对此作了详细地实证研究。但该官员通篇未提及万隆精神对亚洲的影响，对“全球南方”、印尼加入金砖等议题的提问似乎也毫无兴趣。另一位聚焦国际安全研究的学者坦言：“我不相信‘全球南方’这个概念，没有什么意义。”

两派对万隆精神的诠释与传播呈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取向。全球南方派试图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国博弈中为印尼寻找安全空间；亲西方派则渴望获取全球领导力，参与塑造世界秩序，将万隆精神视为印尼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资本。“在大国博弈的棋局中如何保护本国的民众和利益”是这个东南亚大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核心问题，两派显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路径。

这种分歧恰恰揭示了万隆精神的内在张力：它既可以是反殖民、反霸权与南南合作的战斗号角，也可以是争取全球领导地位的历史文化资本。两派精英都在思考如何将这一历史遗产发挥到极致，服务于当前利益诉求，而不是沦为空洞的政治修辞。这何尝不是“求同存异”理念的体现。

去年8月底，我乘坐雅万高铁从雅加达赴万隆参观，在亚非会议纪念馆里看到了一幅中国总理周恩来、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印尼总统苏卡诺的大合照。三位亚非地区最具领导力大国的领导人，曾合力推动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中团结自强。70年后的今天，当印尼精英们围绕“万隆精神”展开辩论时，他们所争论的早已不只是历史，更是这个东南亚大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与姿态。“万隆精神”本身，也正因其可诠释的多义性，才获得了穿越时代的思想力量。

（《鹭岛南望》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团队就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相关国际问题共同撰写的评论文章专栏。本文是系列评论的第68评。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

排版/赖晨玥

审核/张淼

终审/何丽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