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阿拉塔斯与厦大的对话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研究所和南洋研究院

副教授 刘计峰

2019年，我在厦门大学东南亚图书馆埋首于故纸堆中，试图从历史的缝隙里打捞东南亚华人的踪迹。就在那时，一本197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闯入视线——赛胡先·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的《懒惰土著的迷思》。书页虽已泛黄，思想却依然锋利。它早于萨伊德的《东方学》，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揭穿了殖民者强加于“土著”的懒惰标签。那一刻，我被一种深邃的后殖民视角击中，也第一次注意到了一个学术世家的思想传承。

今年9月，厦门依旧湿热，我有幸在校园里见到了这位思想家的后人——赛法里德·阿拉塔斯教授。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的教授，也是一位在国际学界颇有影响力的学者。他继承了父亲的问题意识，长期关注非西方世界如何摆脱欧美知识霸权的束缚，尤其擅长重读被边缘化的非西方思想家。

赛法里德·阿拉塔斯教授受邀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交流，带来了一场题为《东南亚去殖民化思潮的意义与多样性》的讲座。见面之初，他略带谨慎地问我：“中国听众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吗？”我理解他的疑虑。中国没有经历过马来西亚那样长期殖民历史，知识界似乎缺少一种“去殖民”的紧迫感。但我告诉他，今天的中国学界正在深刻反思西方的知识霸权与话语政治，也在努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赛法里德·阿拉塔斯教授的讲座远不止于学术汇报，更像一次思想碰撞。他从16世纪欧洲殖民扩张讲起，梳理了从政治反抗到文化回应的反殖民思潮。但他指出，真正的困境出现在19世纪之后，随着现代社会科学逐渐建制化，非西方世界陷入一种“学术依赖”：我们习惯用西方的理论解释本土的问题，却忽略了自己历史中蕴藏的智慧。

这种依赖不仅是制度性的，更是心理上的，是“知识上的不自主”。许多学者缺乏从自身文化中提炼理论的勇气，总认为“理论”必须来自欧美。而他主张，去殖民化不是简单地反对西方，而是要重建知识体系，找回被压抑的本土声音。他认为东南亚和中国的学者应重新发掘被遗忘的本土思想资源，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他将目光拉回东南亚，指出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机构正在推动基于本土议题的研究议程，如族群关系、宗教现代化、移民社会结构等。东南亚的多元文化背景与复杂历史，恰恰为全球社会科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土壤。去殖民化，不是走向封闭的本土主义，而是要推动一种兼具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知识生产。

赛法里德·阿拉塔斯教授的讲座引发了在场师生的热烈讨论。我们有一个普遍共识：去殖民化不是历史的回音，而是当下的课题。对中国学术界而言，尤其是东南亚研究领域，我们同样面临着如何避免“学术依赖”、如何从区域经验中提炼原创理论的挑战。

他此前曾去过中国香港，这是他第一次到访中国内地。他充分利用此次机会，和厦门大学的学者们交流，除南洋研究院外，还在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社会与人类学院座谈。他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学习使用微信、支付宝，去沙坡尾看老城区，还去了西堤的咖啡一条街探店。赛法里德·阿拉塔斯教授虽已年过六旬，但体力和精力丝毫不逊于青年学生。试举一例：19日那天，他上午10点半离开酒店，11点到我的课堂与学生交流，课后跟学生一起用餐、喝咖啡，在淋过雨之后回到酒店换身衣服，下午4点去历史系交流，之后跟历史系同仁用餐，晚上9点才回到酒店。这种对知识的热情与对生活的热爱，让我这个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人也自叹弗如。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赛法里德·阿拉塔斯教授的到访，正是这座桥梁的生动体现。而我们所需要的，正是更多这样的对话——不仅在理论上“去殖民”，更在实践上“再联结”，让知识真正回归本土，也回归人性。

在这个全球知识仍在剧烈重构的时代，阿拉塔斯教授带来的不仅是一场讲座，更是一面镜子。它照见我们是否具备直面历史、反思自身、勇于建构的勇气。而厦门大学，正以它特有的东南亚情怀与学术包容，成为这场思想运动的重要节点——连通的不仅是地理上的海峡，更是观念上的鸿沟。

（《鹭岛南望》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团队就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相关国际问题共同撰写的评论文章专栏。本文是系列评论的第58评。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