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战的逻辑与东南亚的应对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助理教授  石玉凝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两项关于关税的行政令，第一项是对美国所有贸易伙伴全部征收10%的最低基准关税，第二项是对另一些国家征收更高的对等关税。税率最高的前三名全是东南亚国家：柬埔寨49%、寮国47%、越南46%。马来西亚也被征收了24%的税率，新加坡和东帝汶对美国保持贸易逆差，因此逃过了对等关税，但也依然被征收10%的基础关税。此外，美国还对特定行业征收巨额“惩罚性”关税，意图限制它们的发展。这些举措短期内会对东南亚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直接冲击，而从长期看，也可能影响其产业结构乃至地缘政治走向。

美国为何要发动这场贸易战？表面上的理由是——尽管美中贸易战火不断，但美国整体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从8700多亿美元激增至超过1.2万亿美元，增幅高达38%。虽然对华逆差有所下降，但这背后其实是“转移效应”：制造业产业链从中国向东南亚加速转移，导致美国对东南亚逆差迅速扩大，于是东南亚成了“出头鸟”。

然而，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问题，依靠提高关税是治标不治本的。它的根源在于美元霸权。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使美国可以以极低的成本从全球融资；美国人也习惯了超前消费，低利率更是进一步推高了进口需求。而强势美元则削弱了美国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制造业外流，逆差继续扩大。

这样形成了一个闭环，即：美国大量消费全球商品，造成巨额贸易逆差，美元流出；外国通过购买美债等方式，将美元送回来；美国再用这些钱进行对外投资或消费，使美元再次回到全球市场；美国的低利率环境进一步刺激消费，逆差进一步扩大。美联储对此心知肚明，这也正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全世界需要美元做结算和储备，美国就必须输出美元，而持续的贸易逆差正是输出美元的主要方式。所以，美元霸权才是“罪魁祸首”。

次轮贸易战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政府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截至2024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高达36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1.2倍。更糟糕的是，仅偿还债务利息就花费8800亿美元，几乎是三年前的三倍，财政压力巨大。虽然2024年美国进口总额高达3.3万亿美元，然而所带来的关税收入只有区区800亿美元，杯水车薪。因此，特朗普选择打关税牌：如果对方妥协、回到谈判桌，那美方可能要求各国购买美国国债，以压低利率，减轻债务压力；如果对方不妥协，那么高关税也多少能“宰人一刀”，增加点财政收入。

然而，贸易战的初期效果仿佛有些“出其不意”。美国宣布高关税后，国际金融市场先“炸了锅”。担忧情绪持续蔓延，投资者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这直接导致十年期国债利率在一周时间内暴涨。这与美国政府改善财政状况的初衷相悖，因此特朗普政府宣布暂停关税90天(对中国除外），试图止损。

面对美国如此大起大落的关税政策，东南亚各国的反应显得比较冷静，但也并非软弱可欺。大多数国家普遍没有采取“硬刚”的直接报复措施，而是制定了灵活应对策略。比如印尼和柬埔寨，表达了愿意谈判的开放态度，暗示可能放宽贸易规则；而泰国和越南，则明确表示要寻求更多元化的出口市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在面对美国针对太阳能等关键产业的“毁灭性”高关税时，东南亚国家展现了更坚定的立场，开始果断转向中国：泰国推迟了与美国的谈判，强调要继续与中国合作；越南的反应最为强硬，在美方宣布关税的同一天，就与中国签署了涵盖芯片、新能源、铁路建设等领域的多达45项合作协议，并启动了北部湾联合巡逻，用实际行动表明了立场。菲律宾、寮国和缅甸则选择暂时观望。马来西亚则提出与美国协商的同时，呼吁东盟国家形成联合应对策略。

短期来看，这场贸易战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出口美国的重点行业，如太阳能、电动车、锂电池等。然而长期来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贸易战本身就是霸权衰落的具体表现，其“倒逼制造业回流、减少逆差、缓解债务”的初衷可能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不仅没有打击了对手，反而促成了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融合。

就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三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中国与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分别签署了《联合声明》，提出建立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上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吉隆坡出席了东盟一中国一海合会峰会，更是传达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深化合作的明确信号。美国的关税大棒，非但没有孤立中国，反而可能将东南亚更快地推向中国。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落地和RCEP框架下深度产业链整合，东南亚在全球经济重构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将愈发突出，而中国将是东南亚经贸合作中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

美国狂妄挥舞起的“关税大棒”，最终可能变成一根自己难以主导的新世界秩序的指挥棒。

（《鹭岛南望》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研究团队就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相关国际问题共同撰写的评论文章专栏。本文是系列评论的第52评。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