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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教授眼中的华族问题
2014-9-23 10:23:22  浏览次数:0  作者:程雪   字体:A+ A-









919日下午1500在厦门大学南安楼203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这场讲座由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主办,南洋研究院副院长施雪琴教授主持,讲座嘉宾分别为许淑真教授、谷垣真理子副教授和容应萸教授三人,吸引了70多位师生前来。

    首位开讲的嘉宾为许淑真教授,讲座主题为《从几条法令探讨近代日本政府对待华侨的政策》。许教授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曾在国立大阪大学、摄南大学执教多年,现任摄南大学荣誉教授。

    许教授在讲座中提到,虽然不同时代的日本对于人才的层次需求不同,但排斥外劳,尤其是排斥华人时日本历史上由来已久的现象。1858年日本与美、荷、俄、英、法五国缔结安政条约,开通长崎、兵库、神奈川、新泻、涵馆等五港,给予缔约国治外法权。安政条约作为一项不平等条约,成为近代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转折点,象征着中日华夷秩序的奔溃。明治时期,日本进行改革,大举学习西方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家分为两派——排华派和亲华派,尽管亲华派倾向中国传统文化,并希望中日保持良好交流关系,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实力的悬殊造成日本优越感膨胀,国内两派相持的最后结果是排华派得势。在一系列引入西方制度的改革下,日本逐渐由弱变强。1899年生效的通商航海条约是近代日本的第二个转折点,条约的签订修改了安政不平等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意味着日本脱亚入欧的起步。这一条约还制定了主要针对中国人的管理非缔约国国民法令。1899年日本内务省草案中将针对中国人的条例具体化,“原则上要求非缔约国国民不得在日本杂居,只有得到内务大臣或者厅府县长官许可者,才能自由选择居住”。草案给出的理由主要为:中国对留华的日本人限制居住地;中国人工资低,会影响日本人就业;中国劳工不守法、有吸食鸦片的恶习等。简言之,反对华工进入的原因主要为文明问题和劳工市场问题。但是针对草案中排华的条例,外务大臣青木周藏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人未必全为下等人,日本既然允许欧美人在国内杂居,也应该解除对中国人居住的限制,日本不应该有排华思想。

    综合来看,当时日本对华人主要存在三种观点:认可论者的观点:如大鸟圭介、副岛种臣两位顾问官认为以开放政策对待中国人。禁止论者的观点:主张排华和行商人的疏密顾问官认为如果采取认可制,一旦有中国人申请就无法不批准,中国劳工无耻卑劣,会对日本社会产生不良影响。以及容纳行商人,限制劳工的观点,即容纳行商人的同时限制劳工,行政长官有决定劳工可否入境的权利。在总结中许老师提到,明治时期日本人对外的意识形态主要为对欧美人阿谀奉承而自卑;对中国毁誉参半,但是反对华人进入国内的占上风;日本一系列法令法规,如敕令352号对侨社的影响较大,导致当时日本华侨人数较少,商人全权在握,且福清帮优势显著。

接下来进行讲座发言的是谷垣真理子副教授,谷垣教授生于日本大分市,现任东京大学研究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主要研究现代香港、华南地区政治。相比许教授以明治时期日本国内对华侨政策为角度的分析,谷垣教授以一位日本学者的角度,从香港政治和社会特点入手,分析中国华南社会的特点。

    谷垣教授首先强调了地域文化研究概念,指出其特点在于把分析对象放在它所属的“地域”进行分析,并剖析对象的多元化。谷垣教授以香港18421997年英属殖民地时期和1997年香港回归后时代两个政治和社会发展阶段入手,详细介绍了香港的历史和两个政治时期中主要政治精英和爱国人士的作用,并重点提及二战前的政治精英伍廷芳、周寿臣和何启。谷垣教授提到,香港作为亚洲的结节点,是连接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产品交流的重要枢纽。早期很多与中国政府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产品可以通过香港进入,而内地的产品也可以从香港这一口岸向外传输。香港本身政治倾向和政治思想中立的特点也促使其文化产品的传播更加顺畅。通过香港政治和社会特点的分析,反映出华南社会开放性、海洋性(通过海洋网络何历史遗留下来的交流)、创新性的整体特点。

    谷垣教授虽然是日本学者,但早期在香港求学的经历让她习得一口流利的粤语,在讲座中她也尽量使用普通话与同学们进行沟通。谷垣教授说,作为一名进行区域研究的学者,掌握地区语言研究当地政治和社会文化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一位进行讲座发言的是容应萸教授,她的发言主题为《华人家族的国际移动――广东关元昌一族的个案研究》。容教授在广东出生, 香港长大,分别在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东京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亚细亚大学经营学部教授。

作为一名关元昌关氏家族的成员,容教授以关氏家族作为个案研究华人家族的全球移动,十分具备说服力。被称为中国牙医鼻祖的关元昌先生,在香港具有很高的声望,关元昌的第二代中不仅有任职于南洋水师和招商局的后人、也有“剪发不易服”的发起人。此外,关氏一族的姻亲也颇多名门,包括温清溪家族、林联辉家族、张祝龄家族、林振勋家族等。关氏家族人丁兴旺,且移民海外的居多。其移民海外的途径主要为:留学毕业后留下工作和定居;以专业人士身份在外国取得工作和居留权、结婚后在配偶的国家定居、亲戚网络作用下的移居等。容教授分析关氏家族外迁的原因除了中日战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等推动因素,也有美国、加拿大、澳洲排华移民法案的废止和对在外居住、工作环境的向往等拉动因素。虽然关氏家族分布于各国各地,但家族意识非常强大,关元昌80大寿时,各房家族都成员齐齐团聚于香港。且家族人士相继进行《元昌公家谱》(英文版)、《香港开埠与关家》、《容清裕堂家谱》、《元昌公家谱》双语版等族谱的编纂工作。

容教授提到,关氏家族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姓关和不姓关都是元昌的子孙,还在于后代不拥有任何家族企业,家族的纽带也并非经济关系。虽然关家是具有离散性的全球布局家族,但各房后人关系密切。这种联系不仅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华人网络,也是华人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

 

虽然三位教授分别以《从几条法令探讨近代日本政府对待华侨的政策》、《华南社会的特点和香港政治与社会》、《华人家族的国际移动――广东关元昌一族的个案研究》等不同主题进行讲座发言,但都是利用案例研究进行分析的典型。许教授从特定时期日本政策看同期日本国内对华人的态度,谷垣教授从香港政治看华南社会和政治特点,容教授以关家一族看华人网络问题,这种以典型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对在场的同学们产生启发。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热情提问,现场反响热烈。

   

报道  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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